张立宪-读库00
我是张立宪,老六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段我的旅程。
这段旅程发生在十年前,旅程很短,就是从石家庄到北京。当时还没有高铁,石家庄到北京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坐大巴,走高速。
这段旅程把我带向了另外一个事先我没有想到的终点。当然这个终点从空间的意义上来说,还是北京,但是我的命运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。
从石家庄到北京的大巴,我是下午三点多钟上的车,一般来说需要四个小时左右,也就是七点钟左右到北京。但是那天天降大雾,那个雾越来越大,大概到五点多钟的时候,车就像在黑暗中前行一样。所以后来大巴车已经不敢在高速上走了,就下了高速走国道,最后到达北京的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多,比原计划多了四五个小时的时间。
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体会,就是脑子很好使的时候往往发生在旅途中,或者是那种很嘈杂的环境。
当时从石家庄回到北京之后,我就准备去一个新的单位报到。此前北漂的生涯已经持续了十年左右,换了几次工作。这次新的工作,我会去那里做一个不错的职务,也会有一份不错的收入。并且按照描述,这家公司再过几年还能上市,我还特意去打听学习了一下什么叫期权,什么叫股权,已经开始憧憬自己未来有钱人的生活了。如果没有这四五个小时,可能我的人生就沿着这条轨迹走下去了。但是当时这四五个小时,你就开始展开了胡思乱想。
当时我开始想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的周伯通教郭靖七十二路空明拳。他说这个空明拳的拳义,一个碗必须得空才有用,它才能装东西;如果这个碗本身已经装满了东西,它就没有用了。所以我当时就想,我马上要去这里上班,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,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机会,我会干什么,我能干什么?有没有可能比这个机会还好,还让我满意?
一旦展开这个想象就一发不可收拾,然后我就开始总结自己的前半生。我就想像我这样的学霸,学习很好,同学朋友也都很有出息,人缘还不错,基本上保证我在北京漂泊的这些年没有吃过什么苦,永远有接不完的订单,永远有挣不完的钱。
但是你再仔细想想,这个貌似很一帆风顺、左右逢源的状态之后,它的本质是什么呢?我想它的本质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在接受别人的挑选,我过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别人给我安排好的生活。他们说,哎,老六,你来这儿给我做一个主编吧。我就去帮他做这个主编,来攒这本杂志。又说做一个网站,一份报纸什么的,基本上就是在别人的安排中度过了我这几年。
所以我在大巴上就想,这些就是所得即所失,你拥有了这么多的机会,其实让你失去了选择其他东西的可能。我能不能不那么被动了,我主动地来选择?
我先把眼前拥有的这些机会都给它扫空,这样看看我自己还能干什么,单凭我自己的兴趣,单凭我自己的热情,我能干什么。
这一路上真是幸亏车越走越慢,耗的时间越来越长,我想了很多很多。最后还没有到北京的时候,我已经想好了,我回到北京要把这家公司的聘书给辞掉,我来做自己想做的一本书。
好像这个故事听起来特别有传奇色彩,大家可能也都很喜欢情节剧,好像突然天降大雾,天赐良缘,让我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梳理了一下自己的生活,做出了一个全新的选择。但是我这些年又回过头来再想一下那一次大巴之旅,和周围比我更年轻一点的兄弟姐妹们来探讨的时候,我想,它没有那么简单。在上大巴之前,事实上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,我更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瞬间之前所做的事情。
之前做的最重要的一个词叫心理建设。那时候的我已经三十多岁了,外表看起来还不错的我,其实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狼狈不堪,我甚至怀疑自己可能有抑郁症的倾向了。
到什么程度呢,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,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去做,什么人都懒得见。如果我想给一个人发短信,这条短信我可能要劝自己两天才能发出去。老觉得自己的生活什么都不值一提,自己拥有的一切都经不起推敲。当我试图告诉自己一句什么道理的时候,我马上会反问一下自己,这个是真的吗?然后我发现生活中的一切都经不起那一句反问。但是你一旦开始怀疑它,你再问这难道是假的吗?发现又经不起推敲了。
这是我在三十多岁的一次精神危机。最后我把自己从这种精神的炼狱中给捞了出来,用的是精神胜利法。我觉得我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独享,各位可能也面临这些问题。我想自从人类有了智识之后,几千年来都会被这个问题所困扰。那些最伟大的头脑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,我觉得我可能也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,所以我就逼着自己想开点,别再想这些终极问题了。那怎么办呢?就做点最具体的事儿吧。所以在这次旅程之前,心理建设已经完成了,就不再那么纠结了。
还有一个心理建设,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感冒药的广告,主人公是一个非常帅的男人,一会儿去签一个商务谈判,一会儿坐着宝马香车,春风得意地走在大街上,一会儿又和他的娇妻美子在一起过着幸福温馨的生活。最后一句话叫,我这么成功的男人,怎么能感冒呢?所以我要吃什么什么药。它背后揭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?就是我们的生活状态、精神情绪都太紧张了,紧张到连感冒都不敢去得。
我觉得可能当时我的状态也特别紧张,这种紧张就是被物质追着跑。虽然说可能每天也确实还要为房子的月供发愁,还要计算自己每天的生活花销和进项,但事实上你应该明白,这个时代,这个世界,已经不可能再饿死人了。但事实上我们还那么焦虑,生怕自己错过什么挣钱的机会,生怕自己挣的钱少了。如果我们干一个事挣了一百块钱,然后算一下,这个事有可能挣一千块钱,那么挣一百块钱的快乐马上就没了,觉得自己亏了九百块钱;然后有什么机会都不敢放弃,自己揽无穷多的活来为自己忙碌。
所以这个第二个心理建设就是让自己不要再那么紧张,不要再被物质的东西追着跑,因为追着跑确实没什么用,就是浮云。
我记得当年兴起了一个通讯工具叫BP机。一开始是数字BP机,你有这个就会觉得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,恨不得每天都有人来呼自己。然后又有了中文汉显BP机,然后是大哥大,接着就是手机。每换一个最新产品的时候,总是特别得意,然后被新一轮的物质欲望所吞没。
第三个心理建设是什么呢?就是我已经不那么自信了,不那么笃定地相信自己做的一定是对的了。
几年之后我又编一篇稿子,其中有一句话叫,自由的精神,就是对何为正确,不那么确定的精神。我没有这句话概括得这么好,但是我觉得当时的状态已经能够让自己时不时地回过头来想一下,从相反的角度来检讨、反思一下:难道只有这一种可能吗?有没有比它更好的一种可能性、一种方案?在大巴上能够自己追问自己一句,我想恰恰是跟这种不那么笃定、不那么固执地认为自己做的一定是对的,这种心理建设有关。
所以下了大巴,我的人生选择基本已经决定,就是抛开已经有的机会,把自己彻底清空,就当自己什么都没有,看自己能做什么。
《围城》里有一个喜剧性的人物叫李梅亭,电视剧里他有一个习惯,就是每当他做一件特别得意的事儿之后,总喜欢分出一个自己来,那个自己拍着自己的肩膀说,老李,真有你的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,或者拍下自己肩膀,哎老六,真有你的,你真棒。或者,哎老六慢着点,你再多想想。
当时已经这么笃定地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,我也分出了另外一个自己,拍了拍自己的肩膀说,再多想想。所以接下来那几天,我完全陷入了一种迷狂状态。当时我太太不在家,家里就我一个人,整天就是饿了就吃,然后困了就睡,基本上是晨昏颠倒,茶饭不思。
好几天的时间,就在想自己这个选择应该怎么做。首先我想很明确的一点就是,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,不应该再拖累家人了。我觉得尤其男人,在这方面经常表现得特别自私,会确定一个听起来非常大的目标,然后要求自己的爱人、自己的家人来供养自己。所以当时我就在想,这个风险会不会影响我的家庭。
后来等我太太回到北京之后,我又跟她商量,我们俩还看了一下我们家的存折,大概知道我们的房子的月供还能支持两三个月,就至少这两三个月之间,你还是可以再战斗一把的。包括对自己的能力,对自己的其他方面做出评估,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,我觉得大家不管是在创业还是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,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,能够担当起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后果。我和我太太,自从我们俩踏上生活这个旅程之后,我们没有再啃过老,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完成的。这是第一点。
第二点是什么呢,就是要把事情做成。当时我可能也经历了空想,那种状态叫有想法没办法,所以希望自己这件事情能够把它做出来。做什么呢,就是做我一直希望做一本能够符合自己对一本书的理解,也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,更像一本书的书,或者叫就是一本书的书。当时我已经在出版业摸爬滚打了若干年,知道我们的很多书既不能让读者满意,编辑自己也不满意,我想我做的就是让书回归到书本身。
接下来就进入到非常具体的操作阶段。首先,要给它起一个名字,我记得一开始想的名字叫「读本」,后来觉得这个名字不够好,又想了一个名字叫「仓库」,最后合二为一,这本书的名字叫《读库》。
又去找懂纸的朋友,懂印刷的朋友,向他们探讨各种问题,大多数都是到对方的办公楼下那种街心花园,或者直接就是马路牙子,就坐在那里来探讨怎么做。
然后就是这本书的内容,因为这是它真正的精神内核。应该怎么做,我当时就想,我可能自己最不喜欢看的就是讲道理的书,我觉得人生道理就那么几条,越是真理越乏味。那么什么不乏味呢?其实就是故事,细节、面孔、表情、声音、动作。所以当时制定了一个编辑理念叫「摆事实不讲道理」,这本书里头应该呈现的就是这些鲜活的故事,而不是冰冷的道理,不是像法官一样对事情的评价。
那么你要写谁,要表现什么。我当时觉得,我们到书店里去看这些书,包括我们看我们的媒体,看我们的网络空间,大部分就是所谓的社会学的二八理论,就是20%的人占据了80%的资源,甚至还要更多,那些娱乐明星,政治明星,学术明星,他们占有了大多数的资源,也让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充满了重复、单调和乏味,所以我想,能不能转向这20%之外的那些人,当时我总结了一句话,叫百度不出来的人,或者叫Google不出来的人,就是还在公共视野之外的人,我马上就想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,郭德纲。
大家真的不要笑,我是坐大巴回到北京三天后,和东东枪商量写郭德纲的时候,那时候郭德纲还默默无闻,他在天桥剧场的演出只限于很小的一个圈子里的人知道,那些人后来都把自己变得就像那种军阀一样,就是,郭德纲是我的,你们怎么可能喜欢呢?当时就和东东枪商量,我们要做郭德纲,这个默默无闻的郭德纲。
但是世界的变化永远比我们想象的快,东东枪采访郭德纲,到最后这个书出来大概是半年的时间,在后几个月的时间,郭德纲老师已经谁都拦不住了。,他当时有一个名字叫民间的新闻出版署署长,因为几乎所有的杂志报纸都采访过他,都发过他的文章和照片,他对中国的媒体的熟悉程度可能超过新闻出版署的署长,那时候就连一个宠物杂志都要让郭德纲抱个狗或者抱只猫上封面。但是我们依然很庆幸,就是我们在郭德纲老师被媒体大量的消费、消解之前采访了他,保存了他。就是一个纯天然绿色郭德纲被我们保留下来了。
其实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抢救,这个编辑理念我们已经确定了,并且在此后贯彻得也还不错。
还有一个我觉得一直做得不够好,但是一直是我自己内心想做的。我想拿《红楼梦》来举例,我当年对人生特别绝望的时候也是想到了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为什么伟大,是因为曹雪芹通过《红楼梦》里的男男女女,写尽了人生的悲哀,写尽了人生几乎找不到答案,找不到出路的那种困境。我们敢想象贾宝玉长大吗,会和林黛玉过日子吗,怎么被俗世生活击垮,怎么最后走向不可避免的死亡等等,都是人类谁也找不到出路的这种困境。那为什么高鹗的续作我们觉得不好看呢,因为他把这种悲剧归结到了具体的人身上,好像是王熙凤设了一个调包计,我们都去骂王熙凤就好了,那真实的生活可能不是这样,真正的好、坏、善、恶没有这么简单。
我就在想,贾宝玉的对立面是谁,是贾政吗?贾政有什么坏,贾宝玉又有什么好?在当年贾政当政的那个时代,《红楼梦》成为禁书,因为我们这个书里同情的是贾宝玉。那现在应该说是在一个贾宝玉当政的时代,贾宝玉和林黛玉、薛宝钗等等,这些鲜活的青春的生命成为主人公,成为主流,但是我们依然要想想那些被我们鄙视的贾政,他做错什么了吗?贾宝玉长大之后有没有可能成为贾政,我觉得从逻辑上来说,最大的可能是他成为贾政。是不是贾政都是一个悲剧,这个悲剧都是不可避免,不可逃脱,并且没有出路的。
我也在想,《读库》有没有可能呈现呈现贾宝玉是如何成为贾政的,以及贾宝玉没有成为贾政的那种可能性。这个野心一直还没有很好地实现,但是我一直在做准备。
9月5号坐大巴回到北京,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陷入了对这本书的具体操作中,到十一月初,这本试刊做了出来。当时印了一千多本,是我一包一包抱回家,然后一页一页打开,就是那种新生儿的感觉。
这张照片其实是这本书扉页的一角,「读库0600」,底下的时间是2005年11月6号。这是我给自己留的一个小彩蛋,2005年11月6号是我的36岁生日,人生的第三个本命年,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,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。
可能很多朋友会感兴趣,当年被我拒绝的那家公司怎么样了。
其实当我决定做《读库》之后,我第一个商量的就是那家公司的一个老总,我说我决定不去你那儿了,我要做这样的一本书。他听我描述之后说我支持你,你的想法很好。当然我也不太懂商业,我想我不用再去关注那家公司怎么样了,因为离开那家公司,我来做我的事情,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所以,那家公司怎么样,应该是没有答案,或者答案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这十年来,我干了什么。
从《读库0600》开始,我们的小团队逐渐地扩大,每两个月做一本,就这样一本一本地做下去,做了十年。

这个封面千篇一律的书,我们已经出了七十本。

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做了这些。

我记得《倚天屠龙记》里小昭最后和张无忌生离死别的时候,小昭很痛苦,她对张无忌说,其实她就希望和张无忌在一起,让她做全世界的女王她都不换。我这十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十年,让我做全世界的男王我也不换。
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励志,有光明尾巴的结局,但是我这会儿一定要分出一个自己来,拍拍自己的肩膀说,老六再想想,十年前自己身处精神困境的时候,努力把自己从那个监狱里捞出来;现在我们是不是还处在一个更大的监狱里?我们的旅程还远远没有结束,接下来,我们继续去寻找新的意义,开始新的旅程。
谢谢大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