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阿曼 写作者 一席第698位讲者
我认识那些缺憾的性格,认识那些吊诡的命运,认识那些人的自卑与倔强。

大家好,我叫宋阿曼,是一个小说作者。我在2017年年末出版了小说集《内陆岛屿》,里面的几篇小说引起了一席策划的注意,她约我来跟大家讲一讲,希望我能多谈一谈以煤矿为背景的小说。

但是我想了想,我写煤矿的小说其实不多。可能在别人看来,煤矿是素材,是小说空间,但它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具体的生活空间。

我的童年乃至整个青春期都是在煤矿度过的,当我离开那里再回想起来的时候,我才意识到它的完整性。时间在那里的流淌方式,人们在那里的生活方式,土地与城市相貌的变更等等,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旷远的感觉,好像过去的生活只是魔方上的一格。在很长的时间之内,这个魔方是静止的,可一旦它转动起来,被打散,一切也就意味着重新的选择。

我出生在一个煤矿家属院,幸运地赶上了所谓的煤矿“黄金十年”,这十年的起止日期说法不一,大体来说就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。相比现在,那时候的确称得上是黄金期。

在那个时候,一个人的亲朋好友、七大姑八大姨可能都会在一个煤矿上班,煤矿支撑着的不是一个个个体,而是一整个家庭网。我的父亲最早是在井下的通灭队工作,通灭队主要是负责井下的通风、防尘和防瓦斯等。我母亲是在物资公司做出纳员。

说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,我想先跟大家谈一谈煤矿上的女人们。以我母亲这一代人为例,上世纪80年代考试招工的这一批女青年,绝对算得上是意气风发的。

在中国西北,工业发展相对滞后,大部分县市的大部分人还难以脱离土地,能通过考试从农民阶级跨越到工人阶级,对这些出身平常、读书又不多不少的青年来说,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情。

年轻的女人们有了工作,有了持续并且可观的收入,便引发了一股潮流风尚。可能每一个发展还不错的小地方都有一个“小巴黎”“小香港”之类的称呼,在我家那边的消费水平一度超过周边县市两倍甚至三倍的时候,当地人也一边自嘲一边骄傲地自称说是“塞上小香港”。

我翻看我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,那时候的确是有一种香港式的风尚。在她和我父亲的结婚照里,我母亲烫着当时最流行的“一片云”发型,我父亲也顶着一个爆炸头。什么喇叭裤、厚底鞋,各种套装,但凡是外面流行的,这些女青年创造条件也能穿到身上。如果买不到,就拿着画片去量体裁衣,裁缝在当时是非常吃香的。

这就是一份工资给这些女青年带来的自由和畅快。而且,给女性提供的工作岗位也相对体面,洗衣房、充电房、矿医院、子弟学校、宾馆等,除了选煤楼,很少有直接和煤接触的。所以她们也确实有条件美美地去上班。

我们再说说煤矿上的男人们。在当时,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工人都是要下井的,有时候下班很匆忙,他们顾不上洗漱就回来了,我们常常可以在家属院门口看到那样一个场景:一群黑乎乎的人进来了,从头到脚都覆盖着煤尘。我们小孩子也练就了一种本领,就是在一群黑乎乎的人中辨认哪一张黑脸是自己的老爸,而且一般都不会出错。

其实当时那些叔叔们都分布在井下的通灭队、运输队、综采队等等,这些都是又危险又辛苦的工作,但小孩子是感受不到这些的。在我的记忆里,下班回来的人群中很少有愁眉苦脸的人,大家都是聊着天吹着口哨就回来了,所以小孩子能看到的只有家属院里鲜活生动的生活。

我第一次意识到井下工作的危险,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死亡,是因为一起井下的安全事故。出事的孩子我们就叫他豆儿吧。豆儿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子,到现在他还是非常帅气。我清晰地记得前一天我们还在家属院里拿着玩具枪玩,后一天他就失去了父亲。

这种事情大人是不会对小孩子讲的,我们小孩子也不敢去问,只能各处听说,据说是豆儿的父亲在井下作业的时候被卷进了皮带。死亡就意味着那个和蔼幽默的叔叔没掉了,我们的好朋友豆儿没有父亲了,即使他以后长大、变老,学好或者学坏,有出息或者没出息,都没有老爸去支持或教训他了。

那时候大家都在一个大院里,走动都非常频繁,我对他家本来是非常非常地熟悉,但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,我觉得他们家那一层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一切都变得陌生了。再后来我的朋友豆儿有了新的家庭,有了新的爸爸,一家人也过得挺幸福。

我们有时候读小说,里面一个人物突然消失了,读者可能会觉得过于魔幻,但在我小的时候,我就发现,人们允许、默认,甚至配合一个人的消失,是为了让生者更好的平复与接纳。邻里间最朴实的道义,大概就是,我希望你好。

也是从那时起,我才意识父辈们每一次从井下上来,清洗全身的煤屑和污渍,都是一种洗礼,都是怀着喜悦的,里面暗暗藏着对生的渴求。人们求生或求盛,都意味着最顽强的生命力。

假如你问一个在煤矿长大的孩子,你的理想是什么,大概率不会有人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矿工。但事实情况是,超过一半的煤矿子弟,在大学毕业后都选择了回到煤矿工作,也包括我在内。

我们那边的煤矿每年都会解决一批应届毕业生的就业,父母们为了保险起见,都会把自己的孩子叫回去报名。我爸妈跟我说的时候,我正在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,当时也是一种漂着的状态,我就回去交了材料,等我考完研就回去报到上班了。

我当时被分配在矿灯充电房,这个岗位一般都安排女工,因为它的工作性质非常地简单,收灯、发灯,然后给灯充电。一般矿灯房都离井口不远,工人们换好工装就会拿着他们的灯牌来领灯,等到下班的时候再拿着矿灯来交换灯牌,人、灯、灯牌是统一编号的。

▲ 图片源自网络

我刚工作的时候非常紧张,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不错的东西,比如说文学的创造力、鉴赏力,以及我读过许许多多的书,在那个地方都失效了,而一个人的能力,在于你是否能看一眼就记住十多个灯牌上的号码。

跟我一个班次的同事大多都已经在岗多年,业务非常地熟练。其中有一个老员工,她在这个岗位已经将近二十年,她可以一眼记住三十个灯牌上的号码。她每一次折返,胳膊上就会挂满了灯。而我就得一趟一趟跑,一个一个找。当我动作慢的时候,工人们等得不耐烦了,会敲窗或者吹口哨,我就更紧张,越紧张就越找不着。

作为一个散落在矿山里的文学青年,我对这份工作自然也有着一种浪漫的幻想。我是一个发灯的人,一个矿工头上一盏灯,一盏相关性命的灯,而我是一个发灯的人。

但是在夜班偷偷睡着被交灯的人敲醒的时候,在机械地多次往返于窗口和灯架的时候,这种浪漫的幻想是没有的,有的只是无比清晰的当下,还有那种对未来彻彻底底的迷茫。

大概在我工作了一个礼拜的时候,有一天夜班,一个工人下班特别晚,我递给他灯牌的时候他没有很快接着。他就站在那里看着我,问我说,你还记得我吗?

我看着他的样子,努力地回想他会是谁。我和他之间隔着一扇大玻璃窗,为了方便我们递灯牌,大玻璃上又开了一个小窗,大概这么大。他非常费力地想把脸伸进那个小窗口,好让我看清他。我看到他费劲地伸着脖子,有点自责,因为我真的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。

他看我懵住了,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那是一个在初中的时候非常熟悉的名字,在那个还讲究江湖情谊、兄弟义气的时候,他是鼎鼎大名的。我当时木讷地不知道应该聊点什么,只好说:“你这儿上班啊。”

他笑了笑说:“是啊”。他用手翻了翻自己工装的领口。问我:“你怎么也回来了?”

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们当时聊了一些什么内容,但他说的那些话的时候有些苦涩。我们十多年没有见,但在这里见着了,一个在下井,一个在发灯。

我看到他惊讶,大概是因为在我认识他的时候,他属于那种敢做敢当、天不怕地不怕、混得特别开的人。而他看到我在这里惊讶,可能是因为我是那种周一会在国旗下讲话的好学生吧。我们都曾经以为彼此大有空间可为,但是却在这里见到了。 

后来,我也跟一些同学朋友聊起我在煤矿工作的短暂的经历,我听到的最多的问题是“你是去体验生活的吗?”我想了想说,不是。

可能我们常有那样的感觉,当一段已经完成的生命阶段放在那里的时候,它确实比较具有戏剧性。可是当一种生活还处于未完待续的模式的时候,你是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特殊的。在当时,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考上研究生,那就是我的工作,我的日常。

▲ 图片源自网络

以前也有人在一席讲过东北的老国企兴盛时候的样貌,煤矿好的时候是差不多的,煤矿不好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。我家那边的煤矿后来进行了一些改革重组,企业性质发生了变化,但是对于普通工人来说都是一样的。

五一我回家的时候四处转了转,那些高档的餐厅、娱乐场所,生意已经大不如从前。煤卖不出去,奖金发不出来,工资越来越低,生活面临着全面的回缩。原来那个热闹的“塞上小香港”,好像一下子旧了很多,鼎盛时期的装潢原封不动地停留着。这种衰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,当人们真正意识到时,就说明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发生了变化。

▲ 图片源自网络

我观察到我家那边的煤矿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办法,一个是消极的,一个是积极的。我们先说积极的。积极的就是引进人才、更新技术和设备,可是这实施起来远不是说起来那么简单,所以消极的办法就衍生出来了,那就是给井下工人放长假,就是说井下不生产了。相比前一种,这一种更立竿见影。

因为放假,还有工资低,许多工人不得不考虑搞一些副业,但是很少有人真的有魄力把这个可以养老的饭碗彻底丢掉。与此同时,每年又有大量的人来到这里,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。我讲一个我表弟的例子,他可以代表一批年轻人的样貌。

我表弟大学毕业后回到了煤矿工作,他在大学读的是文科,等了几个月之后,等到了煤矿解决应届毕业生就业。刚招的男生一般都会分配到井下干一年,除非你有非常硬的背景关系,否则一旦分配了是很难再调上地面的。

我表弟被分配在巷修队,三班倒,早、中、夜。巷修队是负责疏通井下的巷道的,活最重的时候,一人一天手工挖四米多。井下的地质是非常复杂的,石头、石板、金属板都镶在地里,所以工作起来用的都是蛮力。

刚下井的小伙子基本上都是含着眼泪咬着牙把自己的那一段挖完,要是挖不完影响了别人下班,一些老工人会用很难听的话骂你,年轻人脸上挂不住,一般都会非常努力地把自己的那一段挖完。 

我表弟还不到23岁,已经是两手的老茧。而且他那个工作有时候是早晨下去,晚上再上来,他拥有的只有夜晚,是漆黑的。下井的工人们下班之后经常聚在一起喝酒,非常非常频繁,所以矿区的酒吧、烧烤店特别多,生意也很好,可能那种力度的工作只有酒精才能让人真正放松下来吧。这样的时间久了,是不是大学生,学了什么专业,真的就不那么重要了。

后来一个机会,我弟弟是参加了政府的项目去援疆了。听上去也是背井离乡的,但是这是一个家境普通的成年男人自己做出的选择。

还有一类年轻人,也是每年到煤矿数量最大的一批年轻人,官方称为农民轮换工。这些年轻人都是签固定合同,一般签五年,五年一到自动解约,干的都是井下最基层最辛苦的工作。据我观察,其实这些年轻人不光是来自农村,也有一些退伍后自主择业的军人,还有一些在大城市漂了好多年又回来的年轻人。

▲ 图片源自网络 

跟大家讲了这么多,其实也都是我个人的一些记忆和观察。煤矿的兴盛和衰败是同时进行着的,这取决于你站在怎样的角度和立场去观察它。

对比一些题材非常鲜明的作家,我写煤矿的小说其实并不多,因为我喜欢感受个体。有些人无论处在怎样的地域,从事着怎样的工作,其实他面临的困惑是一样的,感受到喜悦的方式也是一样的。

有许多文学、影视作品都在讲述发生在煤矿里的故事,比如《盲井》《地心营救》等等,可是这些以矿难、死亡为叙事核心的故事越来越难以吸引到我,因为这不是我观察到的煤矿的一个常态。 

但当我看到电影《山河故人》的时候,我感到非常地欣喜,因为在这个影片里,煤矿只是一个承载人生老病死的空间,它本身并不是有多么地特殊,而我曾经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。

我甚至在电影里看到了许多我认识的人,我认识那些缺憾的性格,认识那些吊诡的命运,认识那些人的自卑与倔强。梁子这个人物形象几乎是随处可见的,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他是父辈叔叔那一辈的一个集体的缩影。

▲ 电影《山河故人》剧照

那有没有成功的人?有。可是词语有空间性,有些词语属于有些群体,在煤矿是没有人讲成功的,成功就更像是一张漂亮的贴画。而人情这个词语是属于煤矿的,是属于西北小城的,至少到现在也没有被碾压殆尽。

那里发生过太多太多的故事,假如我把它们写下来,肯定会有读者以为是我刻意营造的偶然或者是戏剧冲突,我甚至不想用文学的转述去使得这种真实变得可疑。

靠力气活着的人是最真实的,上天没有给予他们表演虚伪的舞台,相比那些在职场看人脸色的人,他们活得痛快多了。可是这份痛快和学不会,也意味着他们永远是落后于时代的人,他们是那些处于时代浪尖上的人眼中的失败者。

我考上研究生要离开煤矿的时候,一个还在下井的朋友半开玩笑地跟我说,跟不上你的进度了,可能以后越来越没话说了。后来我读研、写作、出书,毕业后又考去北京工作,这个玩了很多年的朋友就真的沉默了。

我的现实不会影响他对既有生活的判断,他也揣着对我的生活的某种想象继续开心地活着,可能他不会想到,我也偶尔会问自己,如果当时留在煤矿工作,现在会是怎么样的呢?

我们都活在自己魔方的那一格里,不知道这块魔方会不会转,会怎么转,会把我们转去哪里。

谢谢大家。

+完整演讲稿
黑色魔方
#文化 /杭州/2019.07.25
我认识那些缺憾的性格,认识那些吊诡的命运,认识那些人的自卑与倔强。
评论(91)
发表评论
A平安赵小哥
0 0
感觉很紧张
2019/08/20
回复
取消 回复
孙戈
0 0
娓娓道来,说得真好。
2019/08/19
回复
取消 回复
187****6160
0 0
很多时候,因为见识短浅,以为世界于我,就这般如此,做了一只井底之蛙。但我未看过的东西,远比我经历过的,多到不知哪去了。
2019/08/19
回复
取消 回复
131****9891
0 0
想看盲井
2019/08/18
回复
取消 回复
查看更多评论
视频推荐
27′13″
巴蜀佛窟里的人间烟火
袁蓉荪
#文化/ 深圳/2017.06.10
27′31″
Y染色体携带的历史
严实
#科技/ 上海/2013.12.08
42′24″
这个人就是那个人
万晓利
#音乐/ 台北/2015.04.18
45′27″
矛盾的西装
张永和
#文化/ 北京/2015.12.17

一席鼓励分享见解、体验和对未来的想象,做有价值的传播。2012年成立于北京,一席现场演讲,目前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杭州、深圳、武汉、香港、台北等城市举办。